传统文学

建安诗风是如何演变的?

来源:网摘  发布日期:2015-01-09 18:36

中国各朝各代的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魏晋时期的文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建安文学上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

竹林七贤(图源网络)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

  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

  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谈。

  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丕仅十岁,曹植只有五岁。

  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

  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196年至220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196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

  一

  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5年至189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

  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

  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心痛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调确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归曹以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

  刘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这既是刘桢的诗格,也是他的人格。个性是艺术的灵魂。但人们常常以此对刘桢评价不高。其实这是不当的。我们并不推崇类似孔融的那种疏狂、迂腐的个性,也不能提倡那种带有某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所谓的自我表现。但是不能不承认刘桢的《赠从弟三首》一类诗,是宏响铮铮,动人心魄的。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写得质朴自然。诗中临风傲霜的松柏,正是那个因“独平视”甄氏,被曹家以“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作劳役的诗人的写照。这种“真骨凌霜”的气势,雄健挺拔的格调,也是建安初期诗风的一个特征。

  二

  建安13年(公元208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建安诗歌也随之发展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延续到建安末年。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和消亡,标志着建安诗坛的兴衰和诗风的演化。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是看到了这一文学新体的特点和诗风的变化。陈琳是曹操击败袁绍后,约在建安六、七年归附的,曹操使与阮璃俱管记室。这说明阮璃是在此之前入曹幕的。建安八年或稍后刘桢归曹。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徐斡、应瑒分别归附曹操。“七子”中,王粲归曹幕最晚,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战败刘表之后。同年,邯郸淳及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也相继喁喁归向曹幕。此时,曹丕、曹植兄弟也已成长,并显露文才。邺中文坛出现了“俊才云蒸”,“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

  这时,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诗歌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对战争的描写就与曹操不同,暴露性的内容已被颂武、凯旋所代替。建安十二年,陈琳《神武赋》、应瑒《撰征赋》是颂扬曹操征乌桓事。十三年秋,曹丕随父征刘表,有《述征赋》。同年,陈琳、杨修、应瑒、王粲等均有《神女赋》,称颂是年曹操征刘表取胜,记置酒汉滨事。十四年,繁钦从曹操征孙权,有《撰征赋》。十六年,徐斡有《西征赋》。十九年,曹操东征,杨修有《出征赋》,曹植守邺,有《东征赋》。二十年曹操西征引军还邺,王粲有《从军诗》一首,以美其事。次年征孙权,王粲又有《从军诗》四首,内容大都是对曹操的称誉。(文/佚名)

  原标题:建安诗风的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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