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我们要怎样读《诗经》?

来源:网摘  发布日期:2015-08-06 17:47

中国的文献典籍中,“五经”对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影响最远,感人最深的,则莫过于《诗经》了——编者按

我们要怎样读《诗经》? 

(图源网络)

故《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得失”,言其伦理道德功能;“动天地,感鬼神”指其情感功能。正人之行、动人之心的双重功能,确立了《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却感受不到这两种功能的存在,这原因便在于观念上的差距与价值取向上的变化。要想走近《诗经》,还须先破除观念形态上的障碍。

第一须破除的是20世纪对《诗经》性质的认定。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着作,以及语文教材、文学通俗读物,关于《诗经》都给出了这样的概念:《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这个结论被认作是20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贡献。因为历代都把《诗经》当作“经”来对待,只有20世纪的文化革命运动,才所谓“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真面目”。

这个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诗经》对于建构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意义。我们不否认《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但同时必须清楚《诗经》的双重身份,她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自身的素质,而“经”则是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文化角色。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

《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朱熹《诗集传序》说:“《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由此可见。

同时她还影响到了古代东亚各国。如日本学者小山爱司着《诗经研究》,在书之每卷扉页赫然题曰:“修身齐家之圣典”、“经世安民之圣训”等。朝鲜古代立《诗》学博士,以《诗》试士。他们都以中国经典为核心,建构着其自己的文化体系,由此而形成了东亚迥异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文化思想体系。

这是仅仅作为“文学”的《诗经》绝对办不到的。作为“文学”,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

一部《诗经》,她承载着的不仅是几声喜怒哀乐的歌咏,更主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心灵世界;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其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是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定其经学的意义,那么,不仅无法理解《诗经》对于东亚文化建构的意义,而且也无法解释东亚的文化与历史。

钱穆先生说:“《诗经》是中国一部伦理的歌咏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由他们最恳挚最和平的一种内部心情上歌咏出来了。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页)

钱先生对《诗经》的这一把握应该说是非常精确的。“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更好地说明了《诗经》的双重价值。从“伦理”的角度言,《诗经》中所运载的观念形态,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魂之所在,其之所以有“正得失”的功能,有“止僻防邪”的社会功效,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抛弃了这个精魂,而只关注其“歌咏”,关注其所谓的“文学本质”,实无异于舍本逐末。因而要想正确认识《诗经》的价值,走近《诗经》,就必须纠正20世纪形成的这种偏见,从“文学与伦理之凝合”的角度,把握《诗经》的真精神。

其次须破除的是把《诗经》作为“古典文学知识”的观念。20世纪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念,其中影响最深者有三:一是“唯物论”,认为文学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研究就是要研究文学的运动规律,用规律来指导当下的创作。二是“进化论”,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三是“遗产论”,认为古代文学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值得继承的文化遗产,有了这笔遗产,可以使民族文学宝库更丰富,成为我们今天创作的知识资源。

在这三种理论的观照下,《诗经》便变成了一种古典知识。这种“知识”,她的意义重在认识上,即认识中国文学发生期的诗歌形态,认识赋比兴对后世诗歌艺术的影响,认识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位置,同时帮助理解和阅读古典文献等等。许多人阅读《诗经》是为了掌握知识,获取古代信息,《诗经》的精神意义在这种观念中丧失殆尽。

显然这大大地影响了对《诗经》的正确、全面的接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三种理论不好,而是说不能仅以此来认识《诗经》。在这种观念下,所发现的只能是《诗经》作为客观存在的意义,而难以把握其内在精神。要知道,文学中有知识,但文学不是知识,她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有思想,有情感,有灵魂。对于她,不能用对待知识的方法去分析她,把握她,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去感悟她,去感知她作为精神存在的意义。

第三须破除的是“创新”观念。“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在许多方面确都需要创新。但对人文学科来说,更需要的是“务实”,是“守正”。在“守正”的基础上“出新”是可以的,而不能刻意去“创新”。只有在原有基础上自然而然生出的“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孔子说“述而不作”,“述”便是“守正”,“作”便是“创新”。

“述”比“作”难,因为只有全面地把握前人的成果,才能准确地“述”出来;而“作”则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另搞一套。当下在人文学科中,“创新”意识过于强烈,好像“新”就是好的,“旧”便意味着没有意义。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有些人不从正路上去理解《诗经》,也无心去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性,而是锐意求奇、求深,近于“脑筋急转弯”的方法,于是观之则“新说”丛出,按之则无一能落到实处。这些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出成果,写文章。

一般读者则不能辨其是非,只是觉得新奇便好,奇便能刺激自己对知识的兴趣。这样自然很难把握《诗经》的精神本质,也不可能有耐心去领会《诗经》的真正意义。

总之,“诗歌总集”观念关注的是诗的艺术形式,“古典知识”观念关注的是《诗经》中的文化知识信息,“创新”观念关注的是自我表现,其目光投射皆是外在于《诗经》的东西,而忽略了诗歌的内在精神。只有清除了观念上的这些障碍,才有可能走近《诗经》。

就具体阅读方法而言,前人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学习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思无邪”的读《诗》方法,即要从正面理解诗意,不能想歪了,想邪了。《诗经》是中华文明大厦的支柱之一,她与大厦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她歪了,那就意味着大厦倾颓。

其次是缩短与《诗经》的时间距离。也就是说,在观念中,不要把她当作古诗,要看作就是自己或身边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说:“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千古人情不相违”,纵然《诗经》是数千年前旧物,事态万殊,而人的情感反映则与今人无别。在略检注解,疏通大意的基础上,把她的意思品读出来,而后与自己及身边、眼前的人、事、物联系起来,其中的道理、情感自然会汩汩流出,使自己进入情景之中,去体会其心灵的脉动。在这种情景下,你可能会把外在的什么赋比兴之类,统统淡化,而感受的是她的精神力量。

其三是静心平读,反复涵泳,不可有丝毫私意掺杂。朱熹说:“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迭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朱熹曾批评人说:“今公读《诗》,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如做时文相似,中间委曲周旋之意尽不曾理会得,济得甚事?”(上引皆见《朱子语类》卷八十)

这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诗上,而要通过反复涵泳,让诗意自然流出,而与自己的情感、思想相融汇。王阳明《传习录》中有训蒙的《教约》,他说:“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这是让《诗经》的精神汇入自己血液的一种方法。

前人的这些宝贵经验,在今人看来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原因是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彻底改变了中国学术原初以“修己”为第一要义的治学方向,而代之以知识开掘为第一目的。于是《诗经》由原初的鲜活的精神生命,变成了凝固的古典知识,其正人之行、动人之心的双重功能,也随之丧失。(文/刘毓庆)

编者注:学术与人格乃至人生都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出现的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原标题:今天怎样读《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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