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话孔孟之别

来源:光明网  发布日期:2016-07-27 16:01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本文给你答案。——编者按

(图源网络)

孔孟之道”,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将孟子和孔子并为一谈。总体上,这是不错的。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很多东西来源于孔子并有所发展提高。但如果将他们视为一体,则是不严谨的。荀子作为距孟子不远的大思想家,首先不同意这样做,他对孟子的指责十分严厉。事实上,孔孟有所异同是正常的,否则是不正常的。
  首先,孔子是从“人”出发阐述问题的,孟子则是从“性善”出发阐述问题的。在孔孟最大的叠加点“仁政”上,两人的立足点就很不一样。孔子从未有“性善”“性恶”之说,他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即人的天性差不多,后天环境的不同影响导致个体之间习性差异很大。他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是他“好古”也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孟子虽然也历览前代汲取经验,但他的“仁政”,是从所谓人人都有的“不忍人之心”生发出的“不忍人之政”。“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如此用“心”,滥觞“心学”,无怪乎荀子指斥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僻违无类”了。
  但是,孟子在宣扬“仁政”方面比孔子走得更远,对历史的影响也超越了孔子。“仁政”(或“德政”)在孔子那里,仅有“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一般性的表述,在孟子这里则是土地制度和乡村经济的具体设计。他的“正经界”“分田制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设计,不比19世纪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等关于北美土地分配的嚷嚷更差劲;就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谁敢断言跟孟子的这一套没有一点渊源关系呢?1948年,《苏联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规定,宅旁园地的面积为四分之一公顷到半公顷,这当然比孟子的“五亩”大得多,可谁叫人家地多呢?美国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更牛:每户无代价地分配160英亩土地,只要交一点点税,便可使用它五年。它和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共耕社”,都不见得比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推荐模式高明多少。陶渊明等人的田园诗,就是孟子乡村经济模式的有韵脚的注释,也曾经寄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商鞅说过:“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孔子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人伦礼仪上,在“仁政”问题上不如孟子一针见血:所谓“仁政”,就是“正经界”,就是给民众分配土地。
  第二点,孔子有很深的贵族情结,孟子则有明显的精英情结。孔子是宋国公族的后裔,说起来宋国国君应该是孔子的近祖——如果他们不让贤的话。尽管孔子本人家道衰落,年轻时“多能鄙事”,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殷人”,赞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主张“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并以“从大夫之后”为荣,等级观念很重。孟子在这点上跟孔子没有可比性,从来没人能考证出他有多么显赫的先人,倒是“孟母三迁”这类传说透露出他少年时候贫寒的家境。因此,孟子的等级观念远比孔子淡薄,而比较得意于自己“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定位。如果说孔子还有一些依附倾向,孟子则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真正发端。孔子有“儒行”之说,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用世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很强的“遗世独立”的倾向;孟子则不然,他将孔子“鸟能择树、树岂能择鸟”的“狂简”发展到极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的成分大大增加。与他同时代的商鞅吴起孙膑等人,都是当政红人;孟子比较落寞,“所如者不合”,但“材据志大”(荀子评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气。孟子和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和独立的两面旗帜。
  第三点,孟子实际上抛弃了中庸之道,表现得锐利耿介、疾言好辩,这跟孔子一生“忠恕”温良恭俭让大异其趣。这也是荀子指责他“僻违无类”的原因。比如在对待“君”的问题上,孔子的基本态度是“忠”,无论这个“君”多么差劲,也不能做“乱臣贼子”动手把他杀掉;孟子认为,杀掉商纣那样的独夫民贼完全符合“仁义”:“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还直截了当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言论完全不符合中庸原则。所以荀子说他有“罪”。同时这也是五代以前孟子不大受待见的原因——哪位帝王会喜欢这等激烈的言论呢?要不是孟昶念在本家的份上,把他捞上来,孟子可能还要沉底一段时间。朱熹看重孟子,恐怕是他们在“心”这个问题上有些感应。在对待“民”的态度上,孔子是居高临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最“反动”的言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报酬该一样吗?),“无恒产者无恒心”,此外就是猛烈抨击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孟子一直在为“民”争些什么,除了董仲舒,没有哪个儒者能在为“民”说话方面这么疾言厉色。总起来看,孟子在关于“君”“民”的问题上,更多的接受了《书》《诗》的观点而非孔子本人的观点。
  荀子本人痛恨“鄙儒小拘”,他本应该看到:孟子虽然与孔子同中有异,却并未像曾子那样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滑向“小人儒”的泥潭——看看曾子都问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除了关心怎样哭丧上坟披麻戴孝以外还关心什么?就曾子的作为而言,他实在对不起自己说的那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那样的哭丧专家,如何去任重道远?他能当个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干事就不错了——孟子不像孔子的弟子那样是孔子的“具体而微”,像大江的一条分流;孟子“未得为孔子徒”,仅仅“私淑”孔子,他也许没有孔子那么汪洋恣肆,却真正继承了孔子的精髓——社会责任感。从这个角度看,孔子之后,只有孟子和荀子本人还有董仲舒,才能称得上大儒,所有孔子亲授的弟子,都不配这个称呼。不知孔子生前慨叹“我完了”有没有嫌门徒鄙琐不成器的意思。但司马迁将孟子和荀子放在一起作传,显然是有深意的。
  原标题:孔孟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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