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杨绛的成名与李健吾先生

来源:凤凰网  发布日期:2016-08-03 10:44

已逾期颐之年的杨绛先生,驾鹤远行了。作为世人所敬仰的文化巨擘,她的故事充满吸引力。——编者按

杨绛先生(图源网络)

李健吾先生(图源网络)

杨绛先生晚年企慕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人生境界,几乎谢绝一切社交活动,默默而专注于自己自由而独立的精神世界,尤倾全力于构建“我们仨”的心灵家园和文化世界。晚生有缘,因研究李健吾先生之故,曾与杨绛先生有过“一函之交”——杨绛先生手书并“钱锺书同候”的一封书函至今珍藏在我的书箧中,倏忽之间已二十六年。

缘起:因研究李健吾而与杨绛通信
  那是1990年5月的事,杨绛先生年近耄耋(79岁),我26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岁。
  我自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度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因研究李健吾先生而与杨绛先生通信。李健吾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以“刘西渭”笔名的印象式的文艺评论风格冠绝现代。我在搜集李健吾先生研究资料的过程中,获知李健吾与钱杨夫妇有多年的交谊。他是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清华学长,其妻尤淑芬女士是杨钱夫妇的同乡且有远亲。李健吾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抗战后的上海一度与钱锺书杨绛夫妇过从颇密。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的往来由上海而到解放后的北京,由校友、朋友而朋友加同事,他们又相当长时间一直“住在一个大楼”,他们之间的交谊近40年。
  李健吾是法国著名喜剧家莫里哀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1982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钱锺书先生为之题签,题的是:“李健吾译莫里哀喜剧钱锺书敬署”。李健吾去世后的1983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文艺评论选》时,杨绛为之题签:“杨绛敬题”。两个题签均分别加盖个人印章。
  钱锺书、杨绛夫妇饶有个性,他们夫妇常以互为对方的著作题签为乐,绝不轻易为人题签题字。我据此认为李健吾与钱杨夫妇交往多年,应当知晓李健吾更多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希望了解他们对李健吾文学成就的认识和评价。我斗胆向钱杨夫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教。199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了杨绛先生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信笺上的亲笔信。她在大函中用端庄娟秀的字体这样写道:
  解读:信函蕴含多重文化信息
  杨绛先生的信函不长,却传递并透露出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是他们夫妇很尊重李健吾先生,称李为“先生”和“前辈”。前述两个含“敬”字的题签即见敬重、推重之意。李健吾生于1906年,钱锺书生于1910年,杨绛生于1911年,李不过年长他们夫妇四五岁而已哉;二是她写剧本,曾受李健吾鼓励;三是她与李健吾丈母是同乡和远亲,与李妻是同学,因此与李健吾同为清华校友、学长、友情外另加一份亲情;四是用一路争辩和“好大言”对李健吾为人的真诚侠义、慈父特别是天真性格做了极简洁而形象的描述,有赞赏也不无某种谐趣;五是似乎不无刻意地以带有澄清某种历史事实的意味说明一个历史事实:“但钱锺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一个“但”字,语气陡转,颇费思量。学界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郑、李二先生联合主编的啊!当年我对“但”字后的叙述有所疑问,本想再致函杨先生寻个究竟,但犹豫再三,终于未敢再叨扰先生。
  1906年出生的李健吾成名极早,上世纪二十年代尚在就读北师大附小时就在北平剧坛以出演旦角闻名,是北平亦即中国新兴话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5年夏,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他原报的是中文系,后来听从朱自清的劝告,岦年转入西洋文学系,从此与朱自清结下师生之谊。李健吾与杨绛先后成为朱自清、王文显(著名戏剧家、时任西洋文学系主任)、著名的温德教授的学生。朱自清赞赏李健吾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热情地给予指导和推荐发表,并为《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心病》(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写评论、写序推荐。杨绛求学清华大学研究院时,选修了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
  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文学创作,得到朱自清先生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引起了文坛注意。当时不免稚嫩的杨绛尚是杨季康,由此作为女作家崭露头角。杨绛先生终生难忘朱自清先生的提携,晚年编订《杨绛散文选》、《杨绛全集》时分别将《收脚印》和《璐璐,不用愁!》作为自己的散文、小说处女作收入,并特别各自加附注、附记说明缘起,“承朱先生称许”,“承朱先生鼓励后学”,“留志感念”,以表达对朱自清先生的感念之情。
  李健吾为人确有侠义之风,正如杨绛所言很重“哥们儿义气”。巴金晚年在名著《随想录》中两次深情撰文回忆李健吾,称赞他总是“掏一把出来”,“有一颗黄金般的心”。李健吾出生于山西安邑(今运城市)古舜帝庙、关帝庙附近,一方有古道热肠和关公侠义的水土,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父亲李鸣凤是辛亥革命晋南主要领导人之一,后被军阀暗杀。孤儿寡母一度靠冯玉祥等父亲生前好友的资助方勉强完成学业。自幼失怙,生活艰辛,但并未消磨李健吾的厚道和赤诚侠义性格。
  上海“孤岛”时期,李健吾靠教书和翻译勉强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机,生活极为拮据,当知悉郑振铎为“复社”筹资出版《鲁迅全集》时,慨然拿出50元资助。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王文显先生在上海沦陷后道路阻塞,流落沪上生活艰难,他常去看望先生和师母。他放下自己的事,把王先生的英文剧《北京政变》翻译成为《梦里京华》,先后由美艺剧社、联艺剧社演出,每学期去剧场收6%的上演税送给王先生,解决了他们一家的生计问题。当时任教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先生也将滞留上海的家眷托他照顾,他都尽心竭力。
  据杨绛回忆“孤岛”时期那段灰暗的岁月,郑振铎、李健吾是他们“经常往来的朋友”。钱杨对此当有所耳闻。十年浩劫时,人人自危,李健吾获知翻译家汝龙生活窘迫,偷偷地去看望他并给他200元资助,给了汝龙一家生活下去的勇气。尽管汝龙谢绝了他的好意,但终生感激他的雪中送炭,李健吾去世后他通宵未睡,写信向巴金表达他对李健吾的感激之情。李健吾关心老朋友巴金的生活,悄悄地借大女儿、二女儿出差上海之际专门给巴金送去500元(李健吾动议汝龙出钱)、200元钱。巴金晚年卧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地撰写专文两篇,赞美李健吾“一颗黄金般的心”。
  “孤岛”末期,李健吾和杨绛有一个共同的悲惨遭遇。李健吾“孤岛”时期因参与进步戏剧的编译,曾遭日本宪兵的迫害,受到水刑折磨。幸得清华校友保释出来。杨绛也险些遭遇同样的迫害,家里遭到日本宪兵的搜查,被迫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讯问。迫害他们的,竟然是同一个叫荻原大旭的日本宪兵。
  李健吾后来写了《荻原大旭》、《罪案》和《小蓝本子》三篇纪实散文,记叙他的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所遭到的迫害,愤怒地控诉荻原大旭这个和尚出身、人面兽心的强盗的狰狞嘴脸。杨绛在四十多年后的1988年,写了散文《客气的日本人》,记叙日本人对她的“客气”和她的所谓“运气好”。文中记叙她与李健吾先生谈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特别是“水刑”直灌到他七巧流水昏厥过去后,杨绛先生这样写道:
  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荻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勤国同志:
  你好!你的信昨天才由所(指杨绛先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注)里的同志转来。李健吾先生是我们夫妇的学长和前辈(大学里毕业早四五年便是长一辈),没有同过学。我写剧本,曾受他鼓励。但钱锺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我和李先生曾是同事,但对他的生平,可说一无所知。记得四人帮得势时,他忽对我说:“我的丈母是贫农出身”。(他丈母是我同乡,且有远亲)。我说:“绝不可能。”他和我从社科院办公处一同步行回宿舍(20-30分钟的路),一路争辩——当然是友好的辩论,末了他说:“我的事,你知道什么?”我想想他的话很对。他的生平,我实在一无所知。我只能说说他的为人。他自奉甚俭,工作勤恳,对贫困的亲友很重“哥们儿义气”。他是好丈夫,对妻子(我的同学)笃爱体贴,对子女是十足的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好大言,吃了亏或上了当就“打肿脸充胖子”,朋友都说他天真。我们所知,仅此而已。专复。
  即致
  敬礼
  杨绛五月九日
  钱锺书同候
  解疑
  《围城》的发表与李健吾的推介
  据我爬梳剔抉相关资料,杨绛先生关于“钱锺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这一叙述未免偏颇且片面。《围城》是最初发表在《文艺复兴》第二期。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振铎、李健吾二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号召作家“为科学、为民主、为自由”而写作,1946年1月创刊。
  《文艺复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实际的编辑就是郑、李二人。大体的分工,李健吾负责创作,郑振铎负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一类稿件。付印前总是由李健吾拿给郑振铎过目。《编后》和《编余》一类文字,分别由两人写,郑编的称《编后》,署“谛”,李编的,称《编余》,署“健”或“健吾”。据此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期刊物是以谁为主编起的。刊物的封面,都是李健吾设计的。
  郑、李都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相熟,知道钱锺书正在写小说《围城》,就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然而在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文艺复兴》的创刊号发表《猫》,也发表了杨绛的短篇小说《ROMANESSQUE》。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
  这样,《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李健吾在《编余》中特别指出:“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向读者介绍。”“这简短的几句话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
  《围城》连载原来预计至二卷五期结束,由于钱锺书患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1947年《围城》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钱锺书写的《〈围城〉序》,在《文艺复兴》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续完小说的同时发表了。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印《围城》,出版后畅销一时。钱锺书的名声顿时如雷贯耳。钱锺书亲笔签名赠送李健吾新版《围城》。当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评价。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并且以李健吾的名字而非“刘西渭”打出了“咀华新篇”的栏题。李健吾在文章中以好友话家常的口吻回忆了他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交往,并对《围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
  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清华校友、著名戏剧家、柳亚子先生的女婿——注)……经陈介绍,我家和他(指钱锺书一家——注)家也往来起来了。……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胜利了,西谛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这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
  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文学报刊并不多。《文艺报》当然是最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的阅读面极广且量极大,必定会注意到李健吾的这篇《重读〈围城〉》。或许是他们对李健吾的某一事实叙述(即使那么简约)有所异议,觉得书稿首先是与郑振铎先生约定而非与郑、李二人共同商定刊发的,忘记或者竟然未曾留意书稿主要是由李健吾编辑的历史事实,又或许他们对李健吾在文章中称钱锺书为“书虫子”这样的揶揄(这样的民间俚语朋友间调侃未为不可,写入评论文章中难免有伤大雅甚至也未免失敬)不免哑然失笑,或许是其他未明的因素,故而以“但”字所述委婉地表达某种隐曲。生活经常没有逻辑,这或许又是一个文坛悬案罢。
  成名:“杨绛”的得名、盛誉与李健吾
  杨绛先生开始写作剧本源于李健吾先生等的鼓励。事实也确乎如此。据杨绛在《〈称心如意〉原序》中的叙述,1942年冬天的一天,陈麟瑞先生请杨绛、李健吾等朋友上馆子吃烤羊肉,李、陈二人都爱喜剧,在兴头上怂恿她也来写一个剧本:
  大家围着一大盆松柴火,拿着二尺多长的筷子,从火舌里头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说这是蒙古人吃法,于是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李先生和陈先生都对我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当时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戏。可是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这句话也随着一再撩拨了我。年底下闲着,便学作了《称心如意》。
  陈请客而李、陈两位在席间鼓励杨绛开始戏剧创作,不是没有缘由的。李、陈皆为当时颇有声誉和影响力的戏剧家,李健吾是卓有声誉和影响力兼且票房号召力的戏剧家,更是当时剧坛运动的主将。他们经常往来,当时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动态等当然会成为热门话题。受到“撩拨”的杨绛于1942年底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经陈恳切批评,重新改写后送到李健吾手里。李健吾当即推荐给导演黄佐临,舞台经验丰富,又惊叹喜剧的黄佐临看过剧本后马上拍板决定排演。
  “杨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剧坛以至文坛上同样与李健吾有关。杨绛原名杨季康。《称心如意》剧本被黄佐临看中,即将发广告排演,李健吾电话问她如何署名,杨绛不敢用真名,担忧一旦失败会出丑,忽然想起家里姐姐妹妹嘴懒,呼她的名字总把“季康”二字说叫成“绛”,于是回答李健吾说:“就叫杨绛吧!”“绛”是“季康”二字的切音。《称心如意》即以“杨绛”署名。
  1943年5月《称心如意》在“孤岛”上演,黄佐临导演,著名女演员林彬饰演女孩李君玉,李健吾扮演舅公,大获成功。杨绛以一剧一夜成名。“杨绛”这个起于灵光一闪间的名字一直使用到她去世。她的本名“杨季康”反而除朋友、亲人和研究者外被世人所淡忘。
  “杨绛”初期的名声大震更离不开李健吾不遗余力地推介。能写戏,能演戏,又能评戏,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人格感召力,李健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剧坛是“最有权威的人”,被誉为“剧场盟主”,他作为著名的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不仅亲自粉墨登场,而且对《称心如意》大加赞誉,自然更使杨绛名震一时。
  气量大度的李健吾等欣赏杨绛的创作才能,热情地鼓励她多写剧本。“同行而不相忌”,让杨绛“深受感动”。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都很成功。李健吾“欢欢喜喜地”地称赞《弄真成假》是继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前三部搬上舞台后都获得较好票房收益和社会评价。杨绛一家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告别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日子。
  1945年,同为剧作家、曾创作过名剧《上海屋檐下》的夏衍观赏了杨绛的喜剧后,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那时的杨绛先生是剧团的贵宾和剧艺界的座上客。人们介绍钱锺书时,通常会说“这是杨绛先生的丈夫”,恰于八十年代以来相反。
  建国后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与钱锺书都调到了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前身)。杨绛与李健吾同为文学所外文组。同事多年,直到李健吾于1982年去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杨绛先生皆为难得的文坛多面手。他们同就学于清华,同受教育于朱自清、王文显等多位名师,都曾远涉重洋留学因此学贯中西,又“弗失中华固有之血脉”,葆有民族传统之风骨。皆因戏剧创作和演出而得大名,皆以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名世等。在忧患多难的时代风云和环境中,他们以各自的命运担当和执善坚守,构筑了各自丰富的精神世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内涵,为后辈提供了值得深长思之的精神资源。
  原标题:从一封信谈杨绛的成名与李健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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