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季羡林给年轻学人的两点建议:假若再上一次大学

来源:腾讯网  发布日期:2016-08-16 10:03

季羡林老先生在晚年时设身处地地想自己再上一次大学的思考为年轻的学人提供了中肯的建议。既是对自己的总结又对年轻人提出了希望。——编者按

(图源网络)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吗?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以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利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
  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
  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收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过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
  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饤、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
  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
  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面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
  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
  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借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
  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者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
  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
  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他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九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原标题: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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