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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你了解多少?

来源:光明网  发布日期:2016-08-17 10:18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的地位不可比拟,为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会有如此的成就,先来看看《资治通鉴》是本怎样的书。——编者按

(图源网络)

一、《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因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帐。《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二、文学家的历史与政治家的历史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本书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以前的历史学家,出于种种原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时超出了政治理性范畴,司马光必然会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诠释。
  举一个例子。《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所谓“商山四皓”,指的是四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夫人的缘故,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即他与吕雉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郁闷而惶恐的吕雉以及吕氏家族其他成员跑去找留侯张良支招,张良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无力回天。《史记》这样记载张良对吕氏的答复:“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氏认为刘邦能对张良言听计从,所以才去找他出主意。张良却说,当初刘邦重视他的谋划,不过是因为在与项羽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罢了。张良的自知之明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刘邦心目中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得到体现。现在天下安定,对刘邦来说不可或缺的,是能歌舞侍寝的戚夫人,而不是他张良。因此张良认为,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的缘故而要改易太子,不是他能够劝说改变得了的。
  或许是出于对身陷困境的吕氏和刘盈的同情,张良还是给他们支了一招。张良对他们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四人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这四个人。这四位年长的高人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言语举止粗鲁,所以他们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但刘邦就像一个追求不到心爱的姑娘而寝食难安的小伙子一样,对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张良说,如果你们愿意牺牲些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言辞尽量谦卑,礼节尽量周到,派位能说会道的辩士去固请,四位老人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入朝。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搞定这四个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说不定对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帮助。
  吕氏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了,果然敦请到了这四位高人。《史记》是这样描述刘邦第一次看到这四人时的情景的:
  上破布归,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司马迁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刘邦击败英布、回朝大摆庆功宴席之时。刘邦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先后铲除了当年并肩打天下的三位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斩英布一战,可以说标志着刘氏天下真正的形成。虽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但对终于能安心地把天下交给自己儿子的刘邦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无比愉快的。孰料久请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在这个场合,给刘邦原本愉悦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这是在引《西游记》里的文字。“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多么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岁的人,在今天来说稀松平常,但在人均寿命三十岁还不到的汉朝初年来说,能看到八十多岁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况,这一下子就是来四个。自然引起刘邦和一班功臣们的诧异。
  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跟随太子前来参加庆功宴的四位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时的刘邦,就像一个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后非要问个为什么的年轻人,问这四位老人,为什么不应他这位皇帝的招聘来当官,却跟太子玩到了一块?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了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高洁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六个字评价了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味的上层人物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玩之外,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后,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调教、保护我这个儿子了。四人在敬了刘邦一杯酒之后,也起身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搞定,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是废不掉了。于是为了安慰哭泣悲伤的戚夫人,刘邦让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并亲自为她和唱带有浓厚乡音的歌曲。舞罢歌尽,刘邦在闷闷不乐之中结束了这次庆功宴会,最终竟没有换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钟出场时间里,就挫败了刘邦。令人发噱的是,这四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让更换太子的计划流产了。这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废成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这么著名的故事,却未被同样关注刘邦晚年太子之争的《资治通鉴》采纳。为什么?司马光提了一个问题: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缯缴安施”乎?
  大家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想想刘邦是什么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就是刘邦。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名义、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就能让刘邦抛开了对戚夫人的恩爱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嘛?司马光认为,这“不科学”。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与真实性不成比例。传统史学中,名声再卓著的作品,也难免会出现为追求故事的绘声绘色而牺牲其真实性。《史记》文学性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史记》中往往有这类华而不实的故事。
  显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马光归入华而不实之列,故未予采用。问题是,在否定了司马迁的文本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朝廷上就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比如,《资治通鉴》吸收了当时御史大夫周昌反对这件事的记录。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是一个口吃,说话比较费劲,有意思的是这个人脾气还特别急、特别暴。口吃的人,越是着急,越是生气,越是说不出话。即便如此,周昌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卷十二)“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结巴的样子。周昌又着急又想说话,又期期艾艾讲不清楚的样子,把刘邦也逗乐了。
  此外,《资治通鉴》又采用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此事的反对。叔孙通为人以圆滑著称,但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所以在保护太子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有原则性。叔孙通是学者,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最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资治通鉴》卷十二)叔孙通说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因为当具有权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需要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这样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但旧君主的生命总会终结,权力需要向下移交,为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必须在君主生前确定继承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这可不是儿戏之事。
  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对这件事作了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资治通鉴》卷十二)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反对废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所以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大臣们不拥护赵王,那赵王日后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是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且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这点后果他当然预料得到。
  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离逻辑很远。司马迁的故事显然偏离了逻辑摆动的合理范畴。人们总以为离历史现场更近的史学家讲述的历史,会更符合真实,其实未必然。司马迁能在整体上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觉,却不能保证每个故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说这个朴实无华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司马光已经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提醒过大家,考察司马光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原标题:《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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