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古代戏剧文本的历史演变

来源:魏胜香说事公众号  发布日期:2019-03-27 21:08

古典戏剧名著往往都是历史取材,经过民间流传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演说和表达方式,古代戏剧作者,大多处于中下层,对士庶工商、三教九流、黎民百姓喜闻乐道的语言比较熟悉,这是中国古代戏剧语言雅俗共赏而又重视理俗的原因之一。——编者按

古代戏剧文本的历史演变

事实证明,许多戏剧名著的写成,正像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如《水浒传》的成书一样,大都具有取材历史事实、经过民间长期流传、多种形式集体加工、终于一人集其大成的特点。“集其大成”,自然包括对语言风格和基本特点的借鉴和继承。这是中国古代戏剧语言雅俗共赏而又重视理俗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古代论者亦曾从戏剧文体本身分析过造成偏俗或重雅的基本原因。凌濛初认为,这是文体演变的必然结果。说元曲源流于古之乐府,故而方言常语,沓而成章,不用故实,即或有用,也是用其本色通俗者,“如蓝桥、袄庙、阳台、巫山之类”,家喻户晓。或有警句俊语,亦非直用诗句,填塞典故。尔后,元曲变为词之集句,已属不当,但还不觉可厌。再变而为诗学大成,群书摘锦,已觉可厌,但还并不村煞可笑。进而变文词为说唱村夫恶声,俗夫贽谑。这就好比以排律作乐府,以三家村学究歪诗充当民歌,也就令人厌恶其有覥其目了(《谭曲杂札》)。他从文不合体之弊的戏剧现实,总结了歪曲本色当行、雅俗共赏本意的经验教训。王骥德则认为,明人传奇之所以出现过轻俗重雅、不能本色当行之弊,原因乃是不懂得戏曲旨在模写物性,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婉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绘,便蔽本来”(《曲律》)。

然而文人学士,积习未改,不忘靡丽,所以自邱浚《香囊记》以来的文词一派滥筋之后,文人传奇,大都益工修词,朴质尽掩,与本色当行愈发相左。而明代博学文人沈德符在其《顾曲杂言》中所总结的原因,却又有所不同。在他看来,由于元曲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故而明人以北曲擅场,却不习南曲,自然在语言上不能本色当行、雅俗共赏,即如李开先“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秾见消。同时惟临朐冯海搓差为当行,亦以不作南词耳。……此外吴中词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后为梁伯龙、张伯起辈,纵有才情,俱非本色矣。”这种见解不免浮浅,但其探寻不能本色原因的努力毕竟是有益的。而且注重了文体特点及其相互影响。倒是凌濛初所说,算是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梁伯龙始为工丽滥觞筋且为人仿袭的客观原因,是他们生于嘉、隆年间,正是七子雄长之际,崇尚华靡,蔚然成风,波及戏曲.故而争靡斗艳,刻意求工,争相修饰词章,填塞学问,特贵藻丽,与当行本色相距甚远。

主观上,是这些文人,于传奇之道,了解不深,误为戏曲语言原该如此。或者是缺乏才情,明知滥用故实套词非作曲所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便只好“直以浅言理句,棚拽牵凑”(《谭曲杂札》),沈璟即是如此。论者正是通过文体的比较与影响,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本色当行即雅俗共赏的真实蕴涵。古代戏剧作者,大多处于中下层,对士庶工商、三教九流、黎民百姓喜闻乐道的语言比较熟悉,易于雅俗共赏而以俗为主。因为戏剧不同于诗歌。

诗歌在春秋战国时期,常用为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为我所用的工具,《左传》中屡有此类记载。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文学正宗,其言志的政治作用,依然未衰。建安文人也是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政治集团。自隋创科举之后,诗为科举内容之一,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科目中也有“赋诗”。诗之能否,一向为等级高贵的标志之一。古代帝王中能诗者不在少数。仅《全唐诗》中,就选有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明宗之诗若干首。两宋帝王中能诗能词者亦非罕见少有。元代诸帝,大都“只识弯弓射大雕”,不过也有“纬武经文”如元世祖者。而明清诸帝,连出身僧侣的朱元璋,也有过写诗谈诗的佳话传说,更不用说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人,巡游宴饮赋诗,或与臣僚唱和,其诗之多,史不绝书。倘若编成一部《历代帝王诗词集》,定是卷帙浩繁的洋洋大观。但是,戏剧在其整个发展阶段中,却几乎始终是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地位,帝王染指者甚少。

原文标题:古代戏剧 戏剧文本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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