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

中国神话藏着中国文学的根

来源:诗词世界  发布日期:2019-09-09 11:35

远古之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会在不由自主间产生一种神秘与敬畏的情感。他们便会幻想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人类只要对其膜拜,就能受到护佑,神话也就由此产生。——编者按

神话,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形态:

从先秦两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神鬼怪异故事,到魏晋六朝时的“志怪小说”;

从唐传奇、宋代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到明清时以《西游记》、《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神魔小说;

乃至贾平凹、莫言等作家走向神秘主义、魔幻主义的“当代志怪”。

作为中国文学的萌芽,神话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深远辽阔。它留存了原始初民的精神、心理、价值观之外,又进一步强化、塑造着我们后世所共有的民族性格。

无论是儿时槐树阴凉下听爷爷奶奶讲述的一些神仙鬼怪、因果报应的故事;还是长大后文学作品间体味到的花妖狐媚的传说、人鬼凄楚的爱恋……

对神话,对一切神秘事物,对一切无解之谜的恐惧、敬畏与好奇、想象,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熔铸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上古神话

远古之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会在不由自主间产生一种神秘与敬畏的情感。

地震、洪水,以及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面对这种种自然灾害,人类感到惊奇和恐慌。于是,他们便会幻想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人类只要对其膜拜,就能受到护佑。

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

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十分丰富的神话传说,如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彩绘女神、拜日的形象、十二月神的形象等等。

但是由于时代的久远,加上儒家“重人事,远鬼神”的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记载中记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也没有像古希腊神话那般完整而系统的体系。

在古典文献中,除了《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籍记载神话比较集中,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

《庄子》《诗经》、《楚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有许多取材于神话的诗篇。

比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两篇,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

《楚辞 天问》篇中,屈原更是运用了大量神话作为素材,叩问天地、人类的起源。

史书《左传》中则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能和谐相处,就被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与参星。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则神话实际上就是祖先们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这一自然现象,所作出的解释。

而在先秦诸子文章中,“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庄子》无疑是援引神话最多的作品。

《庄子》中的许多寓言都是经过神话材料改编过来的:

比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的“鲲鹏之变”;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倏忽凿浑沌”的故事,实质上是对“开天辟地”这一神话的改装;

至于里面提到的黄帝、颛顼、西王母等,则已是纯粹的神话人物了。

《庄子》一书,不仅是在内容上同神话有较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具有着明显的神话思维。

如追求不死、生死循环、灵魂不死的生死观念;

万物皆一的哲学思想;

诡谲浪漫的写作笔法……

神话、寓言与哲学的交融,共同打造出了《庄子》这部恢弘瑰丽的经典之作。

《山海经》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具有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编选而成。

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驳杂,包罗宏富,涉及到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宗教等许多方面,可称“上古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其中或记述奇形怪状的动物,如龙首鸟身、人面马身;

或记录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

而诸如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

大禹治水,所反映出的人类与大自然毫不妥协的抗争与积存起来的智慧;

后羿射杀九日、女娲补天力竭等救世英雄所呈现出的厚生意识,以救助人类社会为使命,对生命的呵护与珍视;

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悲剧英雄所展现出的人类对理想的坚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魏晋六朝志怪

汉末魏晋六朝,可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它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现实的种种苦难,逼迫着人们逃入幻想的“象牙塔”中。于是,佛教大兴,道教大兴,也便有了谈巫说鬼、“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志怪小说”的盛行于世。

志怪小说,也有许多类别,如记述地理博物的《神异传》(托名东方朔)、张华的《博物志》;

记述鬼神怪异的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

记述佛法灵异的王琰(yǎn)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而在志怪小说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那些曲折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民爱憎和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这其中的佼佼者,当属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搜神记》

《搜神记》是现存“志怪”小说中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它以对前代神话鬼怪传说故事的创造性继承,成为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株奇葩。

一方面是对上古神话传说的转录保存之功,另一方面则是在题材内容上更广泛的开拓。

同《山海经》等比较零散、简单的篇章相比,《搜神记》的故事更完整,文学性更鲜明,现实意义也更强烈。

如著名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因三年才锻刻成,被楚王残忍杀害,后来干将之子眉间尺,在山中侠客的帮助下,为父报仇的故事。

这个故事表现出对贪婪、凶残统治者的揭露与讽刺,对眉间尺、山中侠客等反抗暴政者的讴歌与赞颂。

其它如《千日酒》中“一醉千日”的夸张想象;

《董永》中以孝心感动天帝,迎来织女妻的董永;

《紫玉》中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对自由婚姻的追求,与封建专制家庭的决裂。

《搜神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都有着创造性的发展,不仅承统于前人,特立于当世,更直接为唐传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唐传奇

鲁迅先生在谈到唐传奇时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

《搜神记》中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创作方法,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安排情节架构等表现技巧,均直接给予了唐传奇作家以借鉴。

而唐传奇的一大发展,则是由志怪走向现实。

唐代社会的繁荣、政治的开明,促使作家们更积极地关注社会现实生活、抨击社会弊端。唐传奇中的志怪元素,不再仅仅为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更多是借之表现社会主题。

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在离奇故事中,蕴藏着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

《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则以一场场虚幻的繁华梦境,照见建功立业、权利诡谲、荣华富贵转眼云烟的社会现实。

唐传奇作家们,以传奇和现实相交融的笔法,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涵,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

发展到明清神魔小说,便已是:花妖狐媚,皆富人性;鬼怪精魅,通达事理;假托九天虚幻之地,写尽苍凉世态人情。

明清神魔小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提出了“神魔小说”这一概念。

神魔小说在明清之时,达到了最高水平,其中最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聊斋志异》等。

在那个“怪异、暴力、变乱、鬼神”被统治阶级所禁止的时代,这类小说,却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虚幻之地、仙人之所、神异之物,揶揄、嘲讽世间百态,寄托作者理想中的“乌托邦”。

神魔小说,作为明清小说的“一大主潮”,受道教文化影响十分深刻。从人物设定到故事情节乃至中心主旨,处处折射出道教思想。

《西游记》

《西游记》成书于神魔小说在中国文苑遍地开花的时节,前有《封神演义》、《镜花缘》,后有《聊斋志异》、《绿野仙踪》,但是唯有《西游记》代表了中国神魔小说的最高峰。

在人物塑造上,全书几乎涵盖了神魔世界中的所有神仙及众多妖怪,且各个性格鲜明、形象饱满。

唐僧的怯懦与坚定;孙悟空的勇敢无畏与争强好斗;猪八戒的贪吃好色;沙僧的任劳任怨。即便是书中的次要角色,性格也绝不重复。

《西游记》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人性、妖性与兽性的统一。如女儿国的蝎子精,对唐僧的甜言蜜语呵护备至,展现人性的柔情;而对待孙悟空、猪八戒等却是妖性、兽性大发,而毫无人性。

《西游记》作为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以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邪恶、神仙的昏庸无能,来暗喻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

又在孙悟空身上,寄托着反抗压迫、积极乐观、勇于斗争的精神。

如今的我们,早已跋涉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经由科学的灌输,明白了神话的荒唐、轮回的缥缈,但我们仍旧无法抹杀的是:

那些瑰丽传说所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可以尽情想象另一个美好世界的存在;

那些烙印进我们骨子里、融化进我们骨血里的,反抗、拼搏的民族精神与性格,对一切生命的厚爱与珍视,对理想不死不休的坚持。

只要我们还怀有探索的欲望,只要我们对未来还怀有美好的向往,神话的魅力就永不会消褪!

参考文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

张敏纯.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小说

王伟.“志怪”与“志怪小说”

原文标题:中国神话志怪大赏:这里藏着中国文学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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